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季羡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季羡林，字希逋。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917年在济南入私塾读书。1918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小学读书。1923年考入正谊中学，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开始学习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转入省立济南高中。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师从吴宓、叶公超等学习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大学期间，因为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193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应邀回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赴德研究生，同年9月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刻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确立了毕生的学术方向。1941年，以优异成绩在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奠定了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地位。1945年10月，离开德国经瑞士回到祖国。1946年，经陈寅恪推荐，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直至1983年（“文革”期间除外），开创了我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东方学研究。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1980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84年起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名誉副主任，1993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曾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多种学术职务。他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汇通古今，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诸多领域都建树卓著，堪称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多种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从事吐火罗语研究的学者之一。从1982年开始，他受新疆博物馆的委托，花费了近20年时间，对新疆焉耆出土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进行释读，并用中文和英文在国内外出版专著和发表论文，对吐火罗语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从1944年到1990年的近50年时间里，他潜心于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他将印度中世语言变化规律的研究与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研究印度佛教史的新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他主持编撰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他历时十年潜心研究，于1996年完成的长达80多万字的《糖史》，生动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他得到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敬重。2008年，他获得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这是印度首次将此荣誉授予中国学者。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翻译了大量梵语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尤其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和印度古代文学经典《沙恭达罗》等，并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著作，这些译著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也因此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从20世纪8O年代后期开始，他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他十分关心祖国古代典籍的保存和抢救工作，在20世纪9O年代亲自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纂，为弘扬国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季羡林先生为世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深厚的学识魅力，还因为他崇高的人格魅力。他曾这样说过：“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 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都不忘祖国，不忘良知，不忘学术。在他留学德国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生活十分艰苦，学习极为困难，但他心里始终牵挂祖国，时刻想着尽快回到祖国怀抱，用所学为祖国做贡献。二战结束后，他立即满怀赤子报国之心辗转回到祖国。回国后的数十年间，他一方面积极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他怀着强烈的民族荣誉感开展学术研究，产生了一批世界瞩目的学术成果，实现了早年许下的“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的愿望。新中国建立后，季羡林先生先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共产党。他团结广大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以强烈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全部精力和智慧，用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入党誓言。“文革”期间，他受冲击被关进“牛棚”，遭到迫害。但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没有丢掉对真理的追求，没有丧失对党和国家的信心。他甚至利用在东方语言文学系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巨著《罗摩衍那》，成为我国翻译史上的一大盛举。粉碎“四人帮”后，他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地忘我工作，在八十多岁高龄的时候完成了平生最重要的两部学术专著《糖史》和《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又一次焕发出了蓬勃的学术青春。多年来，季羡林先生一直关心国家的改革、发展和建设，积极为党和国家建言献策。他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5次前往医院看望，他每次都直言不讳地向总理就国家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重大问题坦陈己见。他爱护青年，关心人民。2008年，他将积攒多年的百万元稿费捐赠给北京大学，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助学金”，希望用这笔基金的收益奖励优秀的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时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2008年5月，当他得知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消息后，喟然而泣的同时立即向灾区捐赠20万元。季羡林先生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坦诚待人。虽然是当代学人钦佩的大师，但晚年的他公开表示，坚决要求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先生一生致力于文化的传承、交流和创新，毕生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懈努力，展现了一位中国学者对东方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切关怀和远见卓识。他出身贫寒，生活俭朴，一生刻苦，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学术和高等教育事业，留给后人的是他的精神、品格和学识。

      季羡林先生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的去世，是北京大学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季羡林先生，深切怀念季羡林先生。